一、前言

        關於目前的台灣族群分類，王甫昌(1998)指出現今所謂的四大族群，其實包含了三種不同層次的說法：原住民/漢人；本省人/外省人；(本省)客家人/(本省)閩南人，而且這些分類的背後，都有其特別的歷史與社會背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認為每一組分類的產生，都是由自認「弱勢」的一方所界定出來的，因此，當我們習慣稱之為「四大族群」時，仍然不能忽略個別間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權力關係。台灣的族群關係中，族群意象、語言文化、歷史記憶以及政治行為，更是造就「四大族群」的重要面向(王甫昌，2002)，本文特別重於本省與外省的族群建構，試圖以自身的成長經驗，與台灣的族群、政經發展互為對照，並試著解釋新一代族群認同的轉變。

 

二、「本省人」的建構與認同

        我在家中排行最小，上有兩位姊姊[1]，與我相差五、六歲。我的父親是農家弟子，出生於彰化○○，由於祖父早年罹癌逝世，祖母一肩扛起撫養六個男孩的重責大任，因此父親五專畢業後，便北上謀職。而外公為公務人員，身為長女的母親，在嘉義○○畢業後，亦離家到台北工作。台灣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後，父母兩人於民國五十末、六十年代初期踏入職場，正好搭上六十年代快速資本化的順風車，晉身成為中產階級[2](徐正光，1989)。

        民國七十年代[3]，父親轉業為自營商，並於板橋開業定居，「頭家兼工人」接訂單、送貨都自己動手。炎炎夏日的午後，父親常在客廳地板鋪上草蓆休憩，一邊放著「綠色和平」電台的廣播節目，就連開貨車載我上英文課的路途，我一邊複習著當天的考試內容，一邊得聽著有些「惱人」的地下電台。雖然我並不喜歡那些感覺很沒「水準」的廣播，但從這些資訊，我很小就知道父親有著挺民進黨的深綠政治立場，每到競選，家中也不乏綠色的競選旗幟，以及阿扁娃娃。雖然老媽不聽電台，但他從小便灌輸著政府遷台外省人取得優勢所造成的不平等(老媽指著電視主播沈春華，告訴我電視台要外省人才進的去，有著本省人的口音與背景，是不符合要求的)。而雙親的政治色彩，也「感染」了家中的三姊妹，因此我的「本省人」身分認同，絕大部分是源自於雙親的影響。

        從小我就耳濡目染福佬文化，包括祭拜祖先[4]等在生活中都有所接觸，但在我身後最明顯的族群認同，就屬政治行為。鬱鬱寡歡的高中生涯，當時競選台北市長連任的陳水扁，便成為我的精神寄託，我竟瘋狂地把他的競選貼紙，黏在書包的內翻面，而競選連任失利，也讓當時的我認為是一種當前的學業劣勢無法翻轉的預告。公元兩千年，陳水扁當選總統，恰好與我順遂的大學生涯作為對照，使我與民進黨的存亡，竟有種「生命共同體」的巧合與感慨。即便現在已經「減綠」，對執政與在野黨都抱著質疑的觀點，但政黨立場似乎已經難以翻轉，「本省人」的身分認同，也根深蒂固。

 

三、外省/本省的建構與分析

        在我的生命歷程中，最明顯的是「外省」與「本省」認同的區隔，而客家人與原住民在其中是隱微的，這也突顯著其的社經劣勢，邊緣化的位置讓人忽略。Ruth(1993)指出與階級經驗建構出種族，這樣的關係中，也形塑出他者與自己的對照，亦伴隨著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展演。

        本省與外省的對立，源自於民國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，以及陳儀政權對於外省人偏頗，排拒本省所積累的民怨，但是在反攻大陸的前提下，本省族群的意識並未持續擴散，一直要到民國六十年代中後開始要求國民黨政治民主化與自由，以及六十八年的「美麗島事件」，集結起本土的激進意識，才逐步地發酵(王甫昌，1998)。對於外省人的印象，我從母親那接收到「不要嫁外省人[5]」，以及「外省人佔具特權」的兩種論述，但是親身接觸的榮民，卻被我歸於「外省人的下層」，並未意識到所謂「佔據特權的外省人」，其實只是一小部分的人。趙剛、侯念祖(1995)便嚴正聲明，必須要意識到外省族群中的異質性，他們指出「將所有的外省人視為「外省權貴」則不但排除了中低層的非眷村外省人，更排除了社會底層的自謀生活退伍士官兵」。趙剛和侯念祖的說法，點醒了我，也讓我深思，為何從未見過眷村生活的我(參觀過花蓮榮民之家)，能夠將榮民區別於「特權階級」，但對於其他外省人，卻仍抱持著整體特權一致性的想像？這個答案，可能源自於接觸張愛玲、白先勇等「權貴」作家的小說，因此對於外省人，便形成普同性的優渥、受國家庇護之想像。

        在求學階段，由於都市學校皆使用國語，因此外省人、客家人、本省人之間，身分是隱匿的(更沒有原住民血統的同學)，除了高中、大學開始有同學表露自己的政治立場與族群身分，整體而言在學校的生活中，並沒有明顯的族群間的對立，反倒是以政治立場的不同[6]作為成為區辨的可能。在學校中最明顯的「階級」對立，是以學業成績作為考量，這也可能是使得族群差異模糊的可能性之一。不過相對於我在學校的「未感知」，大姊高中就讀於台北某知名女校，他曾表示班上的同學幾乎都為外省人，並以此組成結構向我訴說本省與外省間仍有差距。

        然而，我們仍必須注意到，民國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，以及六十年代後的政經變化，以及職業型態的劇烈改變，使得外省第二代，面臨認同危機。趙剛、侯念祖(1995)指出外省第二代未進入軍公教等職業，便必須學習台語，以靠攏中產福佬，作為輔助提昇社會地位的利器。因此，我們必須檢視所謂佔據優勢階級的外省人，其實是指外省第一代的某些少部分的人，然而絕大部分的外省人在第二代以後，光景不再，甚至必須面對自己的認同危機。台灣中產階級的形成，使得本省族群在教育、政治以及經濟方面重新洗牌，亦在資源的大餅取得，得以分一杯羹。

        相較於父母輩對於省籍情結的敏感，在新一代的身上，似乎對於族群的認同更為薄弱，僅存表面的認同，當涉及政治議題，才有較明顯的區別。王甫昌(2002)認為，新一代的本省人並未經歷上一代的族群矛盾，另外社會互動的頻繁，亦有助於族群敵意的消弭，只剩政治場域的競逐，而未能擴散到其他部分。此外，我認為全球化下，競爭的場域已經演變成跨國的角力，資訊流通的龐雜，亦使得對立的族群觀點早已非日常生活的重心。對照著政治上不斷被冷飯熱炒的族群對立，總是老掉牙的戲碼，只能挖掘的歷史事件作為立場的捍衛，身邊充斥的族群論述，也並無新意。

        族群對立的削弱，並不代表對立不存在。我們所用的語言與文化，以及歷史記憶，仍然形塑著我們族群的認同，只是展演的方式已改變或有所侷限。這也呼應了Ruth(1993)所說的環境之可動性，使得經驗複雜化，可被遺忘、指稱，或是透過概念而轉換。

 

參考文獻

徐正光(1989)＜中產階級興起的政治經濟學＞，蕭新煌(主編)，《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》，33-47。台北：巨流。

趙剛、侯念祖(1995)＜認同政治的羔羊：父權體制與論述下的眷村女性＞，《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》，19:125-163。

王甫昌(1998年12月)＜光復後台灣族群意識的形成＞，《歷史月刊》「台灣族群關係的回顧與展望」專題，131:30-40。

王甫昌(2002年12月)，《台灣社會學》邁向台灣族群關係的在地研究與理論：「族群與社會」專題導讀，4: 1-10。

Frankenberg Ruth,1993 White women , race matters：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. Minneapolis：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.We read Chapter3:43-70,

“Growing up White”.